出口退税归零之后：2Firsts 调研中国电子烟供应链正在发生的变化

更正说明：

（更新时间：北京时间 2026 年 1 月 16 日 17:45）

此前版本中，关于电子烟出口退税取消所涉及的海关编码适用范围，表述不够精确。经核实，本次出口退税取消适用于 HS Code 24041200（不含烟草或再造烟草、含尼古丁的非经燃烧吸用产品）以及 HS Code 85434000.90（其他电子烟及类似的个人电子雾化设备），并不涵盖 85434000 项下的全部子目。

其中，85434000.10（用于将税目 24041200 所列产品雾化为可吸入气溶胶的设备及装置）未被纳入此次出口退税取消范围。

本文已据此作出修订，请以以下更新后的内容为准。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或展开讨论，欢迎与 2Firsts 联系。

核心要点：

• 中国正式取消电子烟出口退税，制造端由此进入“无政策缓冲”的成本与风险环境。随着此前作为主流形态的一次性电子烟等含烟油产品被纳入退税清零范围，制造端以退税对冲成本的时代正在结束。

• 冲击最直接落在代工制造环节，缺乏差异化能力的工厂首当其冲。行业普遍利润率约 10%，此前高度依赖 13% 退税维持现金流，退税退出迫使制造端涨价、重算订单结构，并加速去产能。

• 成本正在沿产业链传导，同时推动制造出海明显加速。制造、上游供应链与品牌、渠道同步面临重新定价，东南亚和美国成为重点布局方向，出海从长期选项转为现实路径。

• 这不是单一政策冲击，而是一轮全球监管与成本条件叠加下的产业重塑。在中国监管与财税调整、叠加消费国监管同步趋严的背景下，电子烟制造竞争逻辑正从扩张转向以生存能力为核心的筛选。

2Firsts，2025年1月15日，深圳

一场以生存为核心的产业重塑，正因中国出口退税的取消而全面启动。中国取消出口退税，电子烟制造承压进入生存考验期。

2026年1月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出口退税调整公告，明确对部分出口产品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作出调整。根据公告安排，相关政策将自2026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被直接调整为零。

在此背景下，2Firsts 近期走访并采访了多家电子烟制造商、国际品牌与客户，以及物流与供应链相关企业，试图从产业一线了解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对制造端、成本结构与全球布局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政策落定：出口退税清零始末与关键编码解析

中国对电子烟出口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

在本轮政策调整所涉及的产品范围中，电子烟相关产品被明确纳入取消出口退税的清单之中。根据政策附件列明的海关商品编码，涉及电子烟出口的主要编码包括 2404120000（不含烟草或再造烟草、含尼古丁的非经燃烧吸用产品）以及 85434000.90（其他电子烟及类似的个人电子雾化设备）。其中，2404120000 所涵盖的含烟油产品，尤其是此前作为主流出口形态的一次性电子烟，被明确纳入此次出口退税清零范围。

从具体执行层面看，海关 8 位编码 85434000 项下包含多个细分子目。本次出口退税取消适用于 85434000.90，而并未覆盖同属该税目的 85434000.10（用于将税目 24041200 所列产品雾化为可吸入气溶胶的设备及装置）。这意味着，此次政策调整主要指向成品电子烟及相关形态，而并非该税目下的全部雾化设备子项。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与尼古丁相关的产品均被纳入本轮调整范围。根据现行政策口径，含烟草或再造烟草、以加热不燃烧方式吸用的产品，以及 24049100 项下的经口腔摄入的含尼古丁产品（即现代口含类产品，Modern Oral），均未被列入此次出口退税取消清单。
 

根据海关出口数据，2024 年中国电子烟出口总额约为 109 亿美元，2025 年 1—11 月约为 96 亿美元。其中，归入 HS Code 2404120000 的含烟油产品在 2024 年的出口金额约为 82.1 亿美元，2025 年前 11 个月约为 66.6 亿美元，占据电子烟出口的主要份额，对应此前长期占据主流的一次性电子烟产品形态。

在假设制造环节利润率约为 10% 的情况下测算，2024 年电子烟出口退税对应的年度规模约在 8.3 亿至 11 亿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 60 亿至 80 亿元），2025 年的体量大致处于相近水平。

作为对比，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2024 年全国出口退税总额约为 19,281 亿元人民币，2025 年预算规模约为 22,500 亿元人民币。据此估算，电子烟出口退税在全国出口退税体系中的占比约为 0.3%—0.4%。

一线震荡：代工厂承压、成本传导与出海加速

“这是个坏事，但也是个好事。”

一位头部电子烟制造商对2Firsts这样评价出口退税清零对行业的影响。在他看来，退税归零对当前的产业结构构成了直接冲击，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结束长期内卷的分水岭。“以后大家就都不卷了，”他说，“内卷和外卷，都会停下来。”

这一判断，构成了当前产业一线最具代表性的复杂情绪：冲击是真实存在的，但变化同样被视为一种不可逆的重构信号。

最受冲击者：没有壁垒的代工厂

在产业链内部，对退税变化感受最直接、也最强烈的环节，并非品牌方或渠道端，而是电子烟制造工厂——尤其是那些以代工业务为主、缺乏品牌和研发优势、产品高度同质化的纯代工企业。

当2Firsts问及13%对利润的影响时，多位制造端人士的共识是：这类工厂的盈利能力本就极为有限。当前，电子烟代工厂的常态化利润水平大致在 10% 左右，而 13% 的出口退税几乎成为维持经营的重要支撑。有制造商指出，对于利润率本就微薄的代工厂而言，退税额度已然超越其制造环节的全部利润，因此退税归零相当于直接抽走了其生存的财政缓冲。

“一句话说，大多数代工厂就是靠这 13% 的退税来勉强续命的。”一位受访制造商这样形容。

退税归零后，涨价几乎成为代工厂唯一可选的路径。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企业的涨价都能被市场接受。多位受访者提到，在缺乏差异化产品和议价能力的情况下，部分制造企业很难将成本完整向下游转嫁。

这种分化，正在被视为一次加速筛选的过程。有制造商判断，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没有产品壁垒的制造企业将首当其冲，一些工厂将不得不退出市场。事实上，在退税政策正式出台前，深圳电子烟制造集群中已陆续出现工厂破产重组、转让或退出的情况。

这一判断，也与既有贸易政策研究所揭示的一般性规律形成呼应。学术研究《VAT rebates as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并非针对电子烟行业，而是基于多类出口产品的长期样本分析指出，在为期五年的跟踪期内，增值税出口退税的负向调整，会使受影响产品在特定目的地的出口企业数量平均减少 28.04%。这一结论，为观察当前电子烟制造端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注脚。

涨价与成本传导：一条正在被拉紧的链条

退税政策公布后的第一个周一上午，一家电子烟代工厂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开会。讨论的核心只有一个问题：如何应对退税归零。

最终得出的结论并不复杂——涨价不可避免。而且，这并不只是制造端的决定。

多位受访者提到，退税退出正在推动一轮全链条的成本重新定价。制造工厂在测算涨价幅度的同时，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品牌、渠道，也被迫同步进入调整状态。

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知名电子烟品牌负责人对2Firsts表示，他们已开始重新测算产品的整体成本结构，并评估需要上调的价格区间。与此同时，一家烟油企业的负责人提到，其 To C 瓶装烟油已启动涨价测算，而 To B 桶装烟油仍在评估中——原因在于，他们预计制造工厂可能会要求其承担部分成本上升的传导压力。

在制造端看来，更换价格更低的上游供应商，既是成本压力下的被动选择，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竞争洗牌。
 

渠道端的判断同样明确。多位经销商认为，价格上涨在所难免，但对市场接受度持谨慎态度。一位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经销商告诉2Firsts，自 2026 年 1 月 1 日 起，当地电子烟将面临 95% 的州税，叠加 13% 出口退税取消的影响，终端价格可能出现跳跃式上升。

“原本零售价 20 美元的一次性电子烟，很可能会上涨到 45 美元以上，”他说，“那样的话，电子烟和卷烟相比，将不再具备价格优势。” 这一价格跳跃将使得电子烟的‘性价比护城河’几乎完全消失，是对消费市场弹性的一次严峻考验。

学术研究对这一成本分担机制也有量化描述。上述研究指出，在增值税退税减少的情形下，47.32% 的成本损失会转嫁给海外消费者（通过更高的出口价格），而52.68% 则由国内生产商承担（体现为更低的税前价格）。

制造出海：被加速的选项

在成本结构被重新计算的同时，制造外迁正在从“长期选项”转变为更紧迫的现实议题。

多位物流行业人士提到，东南亚，尤其是印尼，正成为制造出海讨论中被频繁提及的方向。一家物流公司高管M先生向2Firsts表示，他们在 2025 年 已开始布局从印尼发往全球多个目的国的物流线路，该业务运行已超过一年，并保持增长。
 

在该公司的测算中，13% 退税取消后，中国制造与印尼制造之间的成本差距正在被快速拉平。随着出货规模扩大，印尼出口物流有望从此前的“拼仓客机”模式，升级为整机包机的货运模式，其物流成本也将随之迅速下降。

已有海外产能布局的企业，对这一变化的态度更为复杂。一家在马来西亚设厂的制造企业认为，其海外工厂的优势正在显现，但评估指标并不只限于退税，还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化以及电池等关键原材料持续上涨的成本压力。

另一位已在美国布局自动化产能的制造商则认为，退税取消确实会缩小中美制造之间的成本差距，但“只是缩小了一点点”，距离真正拉平仍有距离。在他的判断中，当前更关键的变量并非成本，而是美国市场的库存压力和海关执法强度。

“我的机器什么时候开，取决于美国市场什么时候缺货，”他对2Firsts说，“如果中国制造还能持续顺利“灰色”进入，美国本土制造就很难真正具备竞争力。”
 

此外，烟油制造企业也在讨论产能外迁问题。一家烟油企业表示，其外迁决策并非源于此次退税调整，而是此前一段时间国内外监管政策叠加的结果，其海外布局事实上已在推进之中。

整体来看，无论是电子烟、烟油，还是近期监管路径更加清晰的尼古丁袋，企业在产能外迁上的态度正变得更加积极，目的地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和中东。

灰色与规避：路径存在，讨论正在升温

在出口退税退出的背景下，围绕“是否存在规避空间”的讨论开始在行业内部浮现，但整体呈现出探索性而非共识性的特征。
从技术路径看，通过调整产品形态或出口结构实现规避并非完全不可行。多位行业人士提到，例如将一次性电子烟转为换弹式产品、或以空设备形式出口并在目的国完成注油等最后制造环节，在现行规则下具备一定操作空间。这类方式本质上是通过改变产品形态或制造环节分布，重新匹配不同的监管与税收口径。

在实际产业层面，相关讨论已开始转化为具体行动方向。一方面，已有部分企业在新产品开发阶段，主动探索可能具备“规避”空间的产品形态，试图通过结构调整降低成本压力；另一方面，围绕“美国注油”的话题再度升温，即以空设备或半成品形式出口，在目的国完成注油及最终组装，被部分企业重新纳入评估范围。

相比之下，所谓“灰关贸易”并未被认为会因退税政策调整而发生本质变化。业内普遍指出，即便在“灰关”模式下，中国境内的出口报关环节本身仍是依法合规完成的，相关灰色操作更多发生在目的国或中转港口。此前，无论灰关还是白关，在中国出口环节均按规定申报并享受退税待遇，本轮政策调整并未改变这一基础事实。

政策深意：收缩内卷，重校制造结构的逻辑

电子烟出口退税的取消，本质上是针对产能过剩和内卷竞争的一次政策收缩。

这一调整直指中国电子烟制造端，尤其是以深圳为核心的制造集群，在过去几年中持续扩张、竞争失序所形成的结构性问题。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出口退税通常被用作支持某一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政策工具。通过返还出口环节已缴纳的税款，政府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力。相应地，当一国选择取消某一产品或产业的出口退税，意味着不再通过财政方式对其国际竞争力提供补贴式支持，而是将成本与风险更多交由市场自行消化。

这一逻辑放在电子烟产业中尤为清晰。当前，全球电子烟制造高度集中于中国，完整的制造与供应链体系使中国企业并不单纯依赖价格补贴参与国际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出口退税更像是一种成本缓冲工具，其退出更接近于对制造结构的重新校准。

退税政策的调整并非单独发生。2025年12月，就在出口退税清零政策出台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烟产能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引导电子烟行业供需动态平衡，遏制无序扩张和“内卷式”竞争。这一监管信号，指向的并非单一企业或个别产品，而是制造端整体扩张节奏与竞争方式。

在此之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并于 2024 年实施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电子烟已被明确列入限制类产业，政策层面提前释放出对该产业扩张速度与规模加以约束的信号。该目录并不等同于禁止发展，而是通过产业分类管理，对部分制造领域的新增产能和扩张方式提出更高约束。

从市场运行的现实状态看，这些政策信号并非空穴来风。自 2023 年以来，在不存在其他国家制造环节竞争者的情况下，深圳电子烟制造端的“内卷式”竞争环境明显恶化。

国际客户的下单方式发生变化，从过去的先付款模式，转向仅支付约 10% 的订金即要求制造企业启动生产并完成出口；剩余货款则需在海外市场销售完成、甚至在下一轮补单时才结算。库存风险和资金占用由此被系统性地转移至制造端。

资金压力进一步沿供应链向上游传导。制造企业普遍拉长对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的付款周期，账期延伸至数月甚至半年以上。在价格竞争持续加剧的情况下，制造端与上游供应链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整个深圳电子烟制造体系运行在高产能、低利润、强现金流依赖的状态之中，对成本结构变化的承受能力明显下降。

在这样的产业现实中，出口退税的退出不再只是一次税率调整，而成为监管与产业政策组合中的一环，用以配合产能管理和结构约束，对电子烟制造的竞争方式和成本结构施加更直接的政策影响。

竞争转向：从增长扩张到生存能力为核心 

在这一轮调整中，电子烟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更为清晰、也更为严苛的阶段——生存本身，正在取代增长，成为首要命题。
 

从制造端看，深圳电子烟制造环节的去产能已经不再是“是否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发生、以多快速度发生”。在成本持续显性化、价格竞争空间受限的背景下，缺乏差异化能力、对单一价格体系高度依赖的制造产能，正面临越来越现实的退出压力。这一过程并非由某一项单独因素触发，而是由成本、现金流、合规与市场条件共同推动，其结果具有高度确定性。

与去产能同步发生的，是中国产能出海的加速。这并非简单的“产地转移”，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外溢：部分产能被淘汰，部分被重新配置到不同地区，以适应新的成本与监管环境。出海因此不再是可选策略，而成为去产能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中国仍将是全球电子烟制造的重要中枢，但不再承载所有边际产能。

更重要的是，这一轮变化并非孤立发生。制造国与消费国在监管、税收与市场层面的多重调整，正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叠加生效。当不同国家、不同环节的政策与市场变量同时作用，产业所经历的已不只是短期波动，而是一轮结构性重塑。从制造到渠道，从国内到海外，电子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价、重新排序。

在这样的环境下，行业的分水岭正在发生变化。下一阶段决定企业位置的，不是扩张速度，也不是规模大小，而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持续运转的能力。现金流管理、合规承受力、定价能力以及多点布局，将成为比单一成本优势更关键的变量。

对电子烟产业而言，这并非终局，而是一次筛选。在被重塑的产业链中，有些企业将退出，有些将转向，也有些将进入新的稳定状态。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政策缓冲和价格优势为前提的增长逻辑，正在让位于以生存能力为核心的竞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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