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国控烟校园行”活动在京启动。2022年活动的主题为“我是控烟卫士 共建健康中国”。
“中国控烟校园行”活动启动当天，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主持工作的副会长廖文科。他表示，针对青少年可塑性强的特点，及时进行控烟教育、监管和引导，形成无烟文化，减少烟民整体数量，有助于实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控烟目标。
中学生尝试吸烟率达16.7%
新京报：为何要开展“控烟校园行”活动？
廖文科：谈起控烟工作，青少年是基础、是重点。近年来，国家对青少年控烟特别重视，把青少年控烟作为重点，作为实现全面控烟目标的重要举措。中国控烟协会看准青少年控烟的重要地位，于是想办法开展这样一个活动。
新京报：以往在校园中有控烟活动吗？
廖文科：校园中的控烟工作是有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一直在做。但像“中国控烟校园行”这样的品牌性活动，以前没有过。
中国控烟协会希望把“中国控烟校园行”打造成一个品牌。以前可以称为品牌的控烟活动，有“拒吸第一支烟”签名活动、“不吸烟 我健康 我时尚”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热播国产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等，都有广泛的影响力。
新京报：目前全国青少年吸烟的比例有多大？
廖文科：中国控烟协会没有进行过相关调查，但我们一直很关注这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比如，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披露：青少年吸烟率达6.9%，尝试吸烟率达到19.9%。还有1.8亿儿童在家庭或公共场所遭受过二手烟危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1年中国中学生和大学生烟草流行调查显示，中学生尝试吸烟比例达16.7%，其中男生23.2%，女生9.5%。2021年和2019年相比，中学生尝试吸烟比例下降了1.2个百分点，男生下降了2.8个百分点。
这几年，国家对校园控烟越来越重视，这在数据上也有所体现。
打造“无烟文化”，以青少年稀释吸烟群体
新京报：校园内的控烟情况如何？
廖文科：总体来说，校园控烟比其他公共场所要好不少。因为国家有一系列控烟规定，同时学生管理起来也更容易，效果自然更好。
新京报：为什么校园控烟情况更好，还要抓校园控烟呢？
廖文科：青少年是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行为习惯可塑性强，是控烟的关键时期。抓住青少年，进行控烟教育、监管和引导，就能促使他们远离烟草，成年以后一般不会再尝试吸烟。然而，一个人吸烟成瘾后再戒烟，难度很大。所以，从控烟成效角度考虑，加大对青少年控烟工作力度，形成无烟文化，减少新加入的吸烟人群数量，将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吸烟率下降。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确定了“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控烟目标，目前这个数字是26%。这6个百分点，怎么降？要靠吸烟者戒烟，谈何容易？当然，我们也要鼓励戒烟，引导更多的人戒烟。不过，让每年进入15岁以上人群的人减少吸烟，是更容易实现的。
我们联合开展“中国控烟校园行”活动，目标就是要营造无烟文化，阻断青少年吸烟，让不吸烟的青少年人群逐步稀释吸烟人群。
与此同时，我们要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教育青少年认识吸烟的危害，再让孩子们劝爸爸戒烟，以无烟校园推动建设无烟家庭，这方面也有不少成功案例，因而也是很好的控烟途径。在这方面，我们曾专门组织过“劝爸爸戒烟”的控烟品牌活动。
新京报：你提到了无烟文化，它是指什么？
廖文科：就是要让我们的国民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吸烟不仅危害健康，还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和行为。吸烟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还会损害他人的健康。个人选择吸烟是你的权利，但你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因为会损害他人的健康。因为吸烟有害，所以你不能将有害的烟卷作为礼品送给他人。与此同时，不吸烟是一种时尚行为，是文明的、有修养的表现。通过对青少年的教育，一定要形成无烟文化，只有形成无烟文化，控烟的效果才会长远、持久。
走进校园扩大青少年控烟覆盖面
新京报：这次“中国控烟校园行”活动，中国控烟协会为何要和中国教育学会、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
廖文科：中国控烟协会主要是协助政府部门推动控烟工作，我们联合中国教育学会，是希望尽可能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因为“中国控烟校园行”活动需要进入学校，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就提供了进入学校开展活动的渠道。通过中国教育学会在学校开展控烟讲座、征文等活动，将会促使对青少年的控烟宣传教育做得更扎实。
新京报：青少年控烟与其他群体控烟有什么区别？
廖文科：首先是青少年控烟效果好。青少年行为习惯仍在养成过程中，控制好了受益终生。而成年人习惯基本定型了，让他戒烟比较难。从工作体系看，学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由此可以将控烟教育推广到每个学生，这是社会面控烟宣传所无法做到的。从工作条件看，学生尝试吸烟面临着经济不独立、法规不允许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规定的限制，控烟条件也就更好。
对青少年控烟教育方式方法需改进
新京报：目前，青少年控烟存在哪些难点？
廖文科：近年来，国家和学校对青少年控烟的宣传教育越来越重视，但控烟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枯燥，很难打动学生，很难让学生乐于去接受，所以在成效上要打个问号。因此，对青少年的控烟教育方式方法应该改进。
另一方面，控烟不仅仅是学校教育问题，社会环境也很重要。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在现实中，这点还没有完全做到。在网络上，未成年人也可以买到烟草。在影视剧中，烟草镜头还有不少。以上表明，让青少年远离烟草的环境仍有待改善。
新京报：除了传统烟草，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什么危害？
廖文科：电子烟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是很大的，电子烟造型、口味多样，让不少青少年在玩的过程中上瘾了。电子烟含有尼古丁，尼古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瘾性。青少年吸电子烟成瘾之后，会转而吸传统卷烟。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多次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原因。
另一方面，电子烟容易被家长、学校、老师忽视。家长、老师对学生吸传统香烟很敏感重视，觉得这是不学好，可是对吸电子烟则不然。
另外，电子烟生产厂家存在不实宣传，这也不利于控烟。从控烟教育角度来说，电子烟的危害不能忽视。
新京报：你认为，要完成2030年控烟目标，除了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还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廖文科：首先，对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要有紧迫感，要打好控烟组合拳，加大力度做好一系列工作，才能最终实现2030年控烟目标。
比如，要进一步加大控烟宣传的力度，在宣传的方式方法及有效性上下功夫。要适度提高烟草税收及烟草零售价格，通过提高烟草价格，减少烟草消费，这也是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烟盒包装上的健康警示应该再加大力度，仅有当前的一句“吸烟有害健康”还远远不够。同时，现在中国的烟盒包装做得十分精美，像艺术品一样，也不利于控烟。这不但让吸烟者忽视了烟草的健康危害，还无形中助长了送礼的风气。要从建设健康中国的角度出发，在烟盒包装的健康危害性警示方面，再往前走一大步。要利用烟盒包装的健康警示，加大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从全社会来看，我们对烟草危害的宣传，也是远远不到位的，往往流于空泛，这也是亟须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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