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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反噬：计量体系如何重构尼古丁产业的风险坐标

3小时前

赵童｜2Firsts 专栏

3小时前 · 两个至上

随着新一代尼古丁产品从边缘走向产业核心，传统以“体量”为中心的计量方式，正越来越难以解释真实的消费强度、风险结构与价值创造。为卷烟时代设计的计量单位，已难以描述一个由递送速度、药代动力学与用户行为共同塑造的市场体系。本文结合财务披露、监管逻辑与尼古丁科学，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新一代尼古丁产业中，我们是否仍在用过去的工具，试图理解未来？

免责声明：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 2Firsts 发布。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并不必然代表 2Firsts 的观点。

要点（Key Points）

本文从计量体系的角度出发，剖析了尼古丁产业在监管、税收与价值认知层面正在形成的结构性错位，核心观点包括：

体积计量的失效： 以“支数”“毫升”或“卷烟等量”为代表的传统单位，已无法真实反映现代尼古丁产品的实际暴露、使用行为与经济价值。
从“多少”到“多快”： 在当代尼古丁系统中，依赖性、满足感与风险日益由递送速度而非名义含量所主导，暴露出现行监管逻辑与生物现实之间的根本错配。
“尼古丁通量”这一缺失维度： 尼古丁通量为跨品类比较递送机制提供了更合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体积型指标在结构上的先天不足。
效率悖论： 递送效率的提升既可能推动烟草减害，也可能放大依赖风险，而现有计量与监管体系对此缺乏有效应对能力。
制度性后果： 持续依赖体积计量，不仅会扭曲监管与税收设计，也会在资本市场中制造“体积幻觉”，加剧估值不确定性与制度性误判。

作者：Alan Zhao

发布时间：2026 年 2 月

一、引言：一份财报折射出的“计量断层”

2026 年 2 月 6 日，菲利普莫里斯国际（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PMI）发布了其 2025 财年全年业绩报告。结果再次清晰地表明：无烟产品已成为公司最核心的增长引擎，贡献了超过 40% 的净收入。对于一家长期以传统卷烟定义自身的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战略转型，更是一种结构性变化。

然而，与这一转型并行存在的，是 PMI 以及整个全球烟草行业仍在沿用的一种熟悉叙事工具——“卷烟等量”（cigarette-equivalent volume，CEV）。通过将非燃烧产品折算为等量的卷烟支数，企业试图为习惯以“包”和“支”为思维单位的投资者、监管者与分析师，维持一种连续性。

但这种做法正在引出一个愈发令人不安的问题：当增长已不再来自卷烟，我们为何仍执意用“卷烟单位”来理解它？

问题并不在于 CEV 的设计初衷具有误导性。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业、资本市场与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一种更好的共同语言。然而，当无烟产品从边缘走向经济核心，这种语言的局限性已变得无法忽视。收入、利润贡献、用户行为以及健康风险，已不再与所谓的“等效单位”同步变化。

从根本上看，这并非一场关于企业信息披露方式的争论，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尼古丁消费究竟应如何被计量、监管与理解？当计量单位不再对应生物暴露、消费者体验或经济价值时，带来的不仅是分析层面的混乱，更是对产业走向的系统性误判。

二、“支”的统治：一个世纪的计量共识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卷烟一直是尼古丁经济的基础计量单位。它不仅是一种消费品，更是公共卫生、税收、监管与企业财务之间共享的统计“原子”。这一点并非历史偶然，而是产品设计、使用行为与制度需求高度一致的结果。

可燃卷烟在尼古丁递送方式上具有相对一致性。燃烧、吸入以及经肺部快速吸收，使不同品牌、不同市场的尼古丁暴露曲线在总体形态上具有可比性。尽管具体产量存在差异，但整体递送模式足够稳定，使单支卷烟可以作为暴露与风险的实用代理。

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大规模治理成为可能。通过“数烟支”，政府能够以较低的行政成本征收消费税，研究者可以长期追踪流行病学趋势，金融分析师也能够在不同市场之间比较销量、份额与表现。该体系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其绝对精确，而是因为名义消费量与生物暴露之间的偏差有限且可预测。

这一历史成功，也解释了为何该框架至今仍被沿用。制度往往倾向于保留那些曾经降低复杂性、减少执行成本的工具。尼古丁产业当下面临的挑战，并不是这一体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而是它所针对的递送系统，已不再定义今天的市场。

三、当“单位”不再成立：计量体系的失效时刻

以卷烟为核心的计量体系并非一夜之间崩塌。它是在新型尼古丁产品陆续进入市场、并具备根本不同的递送特性之后，被逐步侵蚀的——但这些产品却仍被强行纳入同一套核算逻辑之中。

以毫升计量的电子烟烟液、按“支”统计的加热不燃烧产品、以袋为单位销售的尼古丁袋，以及以“口数（puff）”作为卖点的一次性设备，都是试图让高度异质化产品在行政与统计层面“可被理解”的做法。这些单位满足了物流和管理需求，但它们的可比性仅存在于纸面之上。

从生物学和行为学角度看，这些单位所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暴露机制。一毫升烟液并不等于一个固定的尼古丁吸收量；一次“吸口”并非标准化事件；标注为相同毫克含量的尼古丁袋，也可能因配方和口腔化学环境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系统性暴露。

其结果是制度层面的不可比性。产品之所以被视为“等价”，并非因为它们本质相同，而是因为制度运作需要如此。诸如“卷烟等量”这样的换算惯例，维持了表层上的连续性，但其设计初衷从未旨在反映真实的生物暴露或用户体验。

因此，真正失效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指标，而是其背后的核心假设——即尼古丁消费仍然可以通过静态的物理单位被有意义地理解。在一个由工程化递送系统与高度适应性使用行为所定义的市场中，这一假设已不再成立。

四、监管错位：被量化指标掩盖的真实风险

当代大多数尼古丁监管，仍然建立在一个源自卷烟时代的假设之上：名义数量——无论是尼古丁毫克数、烟液毫升数，还是销售单位数量——可以作为暴露与风险的合理代理。

这一假设正变得愈发脆弱。尼古丁暴露由配方、设备特性与使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低浓度产品在高功率条件下，可能在单位时间内递送更多尼古丁；而高浓度产品在保守使用方式下，反而递送较慢。当用户切换至名义强度更低的产品时，往往会通过提高使用频率或强度进行补偿，但这种补偿通常并不完全，从而改变满意度与使用模式。

这些动态暴露出以体积和浓度为核心的监管逻辑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旨在通过限制名义含量来降低风险的规则，反而可能激励工程设计与行为层面的“绕行”，使风险发生转移而非真正降低。监管体系仍在运作，但其所控制的变量，已无法与其试图影响的结果形成清晰对应。

这并非监管意图的失败，而是维度选择的失败。监管者正试图用静态、数量型工具，去治理一个本质上动态、以速率为核心的现象。

五、从“有多少”到“有多快”：尼古丁的速率革命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尼古丁被视为一种以数量为核心的商品。现在，这一基础正在瓦解。

如今，决定依赖性、满足感与潜在危害的，已不再只是尼古丁的总量，而是其递送的速度与重复节奏。尼古丁正在成为一种以速率为核心的商品，其关键变量是时间、强度与节律，而非单纯的体积。

不同产品运行在截然不同的递送时间表之上。可燃卷烟产生短促而尖锐的血药浓度峰值，随后迅速下降；电子尼古丁产品的递送速度则可随设备功率、配方与用户行为而变化；口服类产品如尼古丁袋，通常提供更缓慢但持续的暴露，其吸收速率却可以通过化学设计被显著改变。

在科学文献中，这一“速率维度”通常通过“尼古丁通量（nicotine flux）”这一概念加以刻画，即在真实使用条件下，尼古丁被递送的速度，其由配方与设备性能共同决定（1,2）。忽视这一维度，就如同在测量洪水时只看水位高度，却忽略了水流速度。

递送速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依赖性对速率高度敏感。即便总摄入量相近，更快的递送方式也会比缓慢递送更强烈地强化习惯性使用（3）。传统计量单位能够捕捉数量，却几乎对“节奏”保持沉默。

一旦将尼古丁理解为一种由速率主导的产品，一个关键推论随之出现：任何只关注静态数量的监管、财政或财务框架，都在从错误的维度观察市场。

六、尼古丁袋：体积计量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电子烟已经暴露了体积化思维的局限性，那么尼古丁袋则彻底消除了所有模糊空间。

尼古丁袋不涉及燃烧、不涉及加热，也不涉及吸入，剩下的只剩化学、生理与时间。然而，它们清楚地表明，仅凭标注的尼古丁含量，无法可靠预测真实暴露水平。即便毫克含量相同，不同产品也可能因配方与口腔吸收动力学的差异，而产生显著不同的系统性尼古丁水平（4,5）。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 pH 值。基础的酸碱化学——通常通过亨德森–哈塞尔巴尔赫关系来描述——解释了配方驱动的 pH 变化，如何在不改变标注含量的情况下，改变尼古丁处于可吸收形态的比例，从而显著影响递送效率（6）。

因此，尼古丁袋揭示了数量型计量逻辑的极限。当仅凭化学手段就能重塑递送曲线时，通过物理数量推断风险的前提便不再成立。它们将电子产品早已隐含的信息彻底显性化：真正关键的变量，已经从“数量”转向“速率”。

七. 效率悖论：“更优递送”未必意味着更好

尼古丁产品的工程化转型，正在制造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矛盾：我们正变得越来越擅长递送尼古丁，但这种“更高效率”的递送，究竟是推动烟草减害的关键动力，还是放大依赖与暴露风险的潜在来源，目前并不存在简单答案。

1. 作为减害引擎的效率

从烟草减害（THR）的角度看，递送效率是无烟替代品能否成功的关键技术门槛。卷烟长期难以被取代，并非因为其尼古丁总量更高，而是燃烧过程带来了极快的递送速率与高度即时的药理反馈。如果替代产品递送过慢，吸烟者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即时补偿，结果不是陷入长期“双重使用”，就是最终回归卷烟。在这一意义上，更高效的递送，是实现大规模替代转型的必要条件，而非可选项。

2. 作为依赖风险的效率

但问题在于，尼古丁的强化效应与其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速度密切相关。递送曲线越陡峭，神经系统获得的强化信号往往越强。随着工程手段不断缩短递送时间、提高递送稳定性，产品在提升“替代有效性”的同时，也可能同步提高依赖风险敞口。一个更容易被吸烟者接受和切换的产品，未必同样容易被戒断。

3. 暴露爬升的结构性风险

一种常见的假设认为，高效率产品能够更快满足需求，从而降低总体摄入量。但现实中的生物学与行为机制并不总是如此运作。更高的递送速率可能加速耐受形成，而低摩擦、隐蔽化的使用场景，又显著降低了使用的时间与空间成本。当一种产品既能提供稳定的满足感，又可以在几乎任何情境下被使用时，其带来的风险并非“用得更少”，而是总暴露在不知不觉中的结构性抬升。

4. 计量真空中的效率竞赛

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在于，这场关于递送效率的竞争，正在一个计量严重滞后的环境中展开。当前监管框架仍主要围绕“名义含量”与物理体量展开，对递送速率这一关键变量缺乏有效量化。这意味着，工程优化正在暗处加速，而对依赖强化与总暴露变化的识别却严重不足。当“速率”无法被测量，“效率”的边界也就无从界定，“更优递送”因此演变为一场缺乏刹车机制的技术竞赛。

八、被扭曲的价值：错误计量的制度性代价

如果说“效率悖论”揭示的是技术层面的张力——更快的递送既可能推动减害转型，也可能扩大依赖负荷——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制度层面的真空。当一个由“递送速率”重塑的市场，仍然被沿用“体积”逻辑来监管、征税与估值时，系统会如何回应？

1. 监管层面的错位

以名义含量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治理错误的行为。工程设计、配方微调与使用方式，被异化为“监管套利”的工具——用于绕开规则，而非真正降低风险。在这种逻辑下，风险并未被消除，只是被重新分配或巧妙隐藏。

2. 财政维度的盲区

这种错位在税收体系中尤为尖锐。传统消费税以重量或体积作为消费强度的代理变量，但随着递送效率的持续提升，这一关联已经断裂。一个通过 pH 机制优化的轻量化尼古丁袋，可能提供与数倍重量传统烟草相当的药理满足感。当税制仍停留在“按体量征税”的维度，政府实际上是在为“递送效率”提供隐形补贴。这由此形成一种财政陷阱：国家税收出现结构性流失，而高效率工程化产品却获得了被制度放大的竞争优势。

3.财务背离与“体积幻觉”

随之而来的，是财务意义上的深度背离。类似“卷烟等量（CEV）”的指标，正在演变为一种体积幻觉。如图 4 所示，它已无法解释销量增长与价值创造之间的脱钩。当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递送模式被强行压缩进单一换算系数中，表面的可比性反而掩盖了价值结构的根本差异。

4. 资本市场的放大效应

这种计量模糊性最终会在资本市场中被放大，体现为估值不确定性的上升与资本成本的抬高。若监管体系未来转向反映药代动力学影响或递送速率的指标，合规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证据密集化”。这类转变虽然可能提升科学严谨性，却同时会显著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使竞争优势进一步集中于那些具备复杂数据生成、验证与防御能力的头部企业。

计量框架不仅描述市场，更在塑造市场。当分析单位与生物学和行为学现实发生错位时，监管、财政、金融与竞争层面的激励机制，必然随之产生系统性扭曲。

九、结语：直面“用过去测量未来”的挑战

全球尼古丁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层且远未完成的质变。产品创新的迭代速度，早已将现有的计量框架远远甩在身后；递送系统的演进之快，也让监管、税收与估值的话语体系显得捉襟见肘。

这种脱节并非源于疏忽，而是制度惯性的自然结果。传统的计量体系偏好简化与连续性，正因为它们在卷烟时代运作得过于成功，如今才愈发积重难返。然而，当被测量的对象已发生本质改变，固守旧工具便从一种制度优势退化成了转型的负担。

本文并未试图用某一个“新指标”取代旧体系，也无意提出一套现成的监管答案。事实上，任何过早强行引入统一标准的做法，都可能重蹈覆辙——再次将一个高度复杂、动态演化的市场，简化为静态、同质的对象来对待。

本文真正想强调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判断：尼古丁市场已无法再被理解、治理或评估为一个单纯以“体量”为核心的经济体。当递送速度、时间结构与可预测性，正在成为影响实际暴露、依赖性以及价值创造的关键变量时，继续完全依赖为前一个时代设计的计量单位，势必会扭曲激励机制、掩盖真实风险，并增加整个体系的决策成本。

无论从监管者、科学界、投资者，还是产业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意义都是一致的。真正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已不只是某一种产品或某一项规则，而是我们理解尼古丁这一产业的基本坐标系。

在新技术正在打破过去四百年以燃烧为核心的尼古丁递送范式的背景下，旧有的计量体系是否仍然成立，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并非一次寻求立竿见影的呼吁，而是一场回归认知诚实的思辨。在重构监管规则、财税体系或行业叙事之前，我们必须直面那个尖锐且不容回避的现实：我们正试图用昨天的旧尺子，去丈量尼古丁产业的新未来。

Alan Zhao 是 2Firsts 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也是尼古丁科学交流中心（Nicotine Science Exchange，NSE）的发起召集人。

图 4 计算说明（基于 2025 财年更新）

净收入占比（41.5%）与毛利润占比（42.9%）数据来源于菲利普莫里斯国际（PMI）2025 财年全年业绩披露。出货量占比（约 22.8%）由作者计算得出，计算方式为无烟产品总出货量（1791 亿单位，包含加热烟草制品、口含产品及电子雾化产品）占 PMI 全部出货量（7865 亿单位）的比例，计算方式为 179.1 除以 786.5，得出的比率约为 22.8%。该算法与 PMI 披露的“卷烟等量体积（CEV）”口径保持一致。所有数据仅用于说明结构性变化趋势，并不构成对官方财务数据的重新审计或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