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宝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这家长期处于中国传统烟草供应链核心位置的企业，正在同步推进国际化、新型烟草供应链延伸与业务多元化。上半年，华宝海外收入同比增长216.08%至9,601.68万元，非香精业务占比升至42.2%，并称已进入全球头部烟草客户供应链。公司营养健康、食品配料和香氛护理业务也在欧洲、东南亚及澳新市场取得进展。不过，华宝扣非净利润仅增长2.78%，新型烟草业务收入尚未单独披露，显示转型已开始改变收入和客户结构，但尚未充分转化为主营利润。

RELX与英国电子烟烟油品牌T-Juice在法国推出Prime Pro × Red Astaire联名套装，将RELX Prime Pro开放式Pod设备与T-Juice经典风味Red Astaire尼古丁盐烟油结合。该产品延续Prime Pro既有设备平台，通过设备品牌与成熟风味品牌合作，为消费者提供完整的开放式系统组合方案。该联名产品于2026年8月出现在法国零售及分销渠道，属于联名零售套装合作，而非RELX新设备发布。

美国纽约州将从2026年9月1日起把尼古丁袋等“替代尼古丁产品”纳入烟草产品税体系，税率为批发价格的75%。相关分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还须对8月31日23:59持有的产品进行库存盘点并缴纳库存税。此次调整不包括电子烟，纽约州已对电子烟产品实行独立税制，按零售价格征收20%的附加销售税。

CDC Foundation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最早实施电子烟目录法的阿拉巴马州、俄克拉荷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均未出现持续的电子烟销售下降。路易斯安那州销售一度显著下降，但随后反弹，同时产品数量持续减少，非烟草味一次性电子烟销售下降而薄荷味预填充烟弹增长，后者主要由Vuse Alto推动。截至2025年4月，三州超过一半的电子烟尼古丁销售仍来自目录外产品。

中烟香港2026年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26.9%，但毛利仅下降9.5%，不同业务走势明显分化。烟叶进口收缩拖累整体收入，烟叶出口与巴西经营快速增长；卷烟出口正处于境内免税制度切换期，新型烟草仍未形成规模。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强化“投融资平台”定位，但体系外重大资本运作尚未落地。2Firsts从产业逻辑出发，解读财务数据背后的增长结构与下一阶段关键变量。

马来西亚政府撤回针对液态尼古丁案件的上诉后，高等法院推翻2023年尼古丁豁免决定的判决继续有效，使电子烟所使用的液态和凝胶尼古丁重新受到《1952年毒药法令》管制。与此同时，《2024年公共卫生吸烟产品管制法令》仍设有电子烟监管框架，导致含尼古丁电子烟的零售、税收和库存处置出现法律不确定性。多名国会议员要求停止销售及征税，并退还自2023年以来超过3.54亿林吉特的消费税；行业和消费者组织则要求政府明确现行法律状态。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Japan（BAT Japan，BAT日本）于2026年9月7日起，将口含烟产品VELO Peach Ice Medium扩大至日本全国FamilyMart销售。该产品于7月6日首次上市，此前主要通过VELO官方线上商店、glo Store Ginza及烟草零售店销售。产品采用桃子与薄荷风味组合，强度为Medium，售价360日元；日本零售渠道标注每盒15个pouch。此次动作并非VELO首次进入FamilyMart，而是将新SKU加入BAT已建立的FamilyMart全国销售网络。

Knowledge·Action·Change旗下Global State of Tobacco Harm Reduction（GSTHR）发布2026年报告，估计全球约有2亿人使用电子烟、加热烟草、尼古丁袋和snus等非燃烧尼古丁产品。报告称，在其分析的28个国家中，这类产品使用增加与吸烟率下降同期出现。不过，报告并不能证明约2亿用户均已停止吸烟，也不能单凭相关趋势建立因果关系。GSTHR同时指出，各国对相关产品的监管限制仍在扩大。

BAT Rothmans表示，其曾因韩国市场大量未受监管电子烟产品带来的竞争压力考虑退出当地液态电子烟业务，但随着韩国引入新的尼古丁监管，公司目前正在重新评估市场环境，Vuse等产品仍通过既有渠道销售。此前韩国媒体曾将BAT全球部分Vapour市场退出计划解读为韩国业务全面撤出。与此同时，菲莫国际（PMI）今年6月正式在韩国推出VEEV inPRIME，并从7月起扩大至约1.4万家便利店等渠道。两家跨国烟草企业的不同动作显示，韩国电子烟市场在监管调整后进入新的投资与竞争评估阶段。

在纽约举行的2026 New Approaches Summit上，FDA烟草产品中心前主任Mitch Zeller提出，烟草减害讨论应从传统的“终局”（end game）转向对未来“最终状态”（end state）的思考。他同时讨论了双重使用、风险衡量和尼古丁认知问题，并指出，与每日卷烟消费量相比，暴露生物标志物可能更能反映风险是否真正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