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前官员最新报告：税收与保险应纳入烟草和尼古丁监管讨论

核心速览

• 新政策视角： 这份报告的重点不只是产品监管，而是把烟草减害讨论延伸到税收政策、保险定价和金融激励机制。
• 税收作为转换工具： 报告关于税收的核心观点，不只是“低风险产品低税率”，而是通过价格信号推动成年吸烟者远离燃烧烟草。
• 保险成为激励机制： 报告提出，保险公司未来是否会根据投保人使用的尼古丁产品类型给出不同报价，值得关注。
• 证据与识别工具： 生物标志物可能为监管和保险行业区分卷烟吸烟与其他尼古丁使用方式提供更客观的依据。
• 监管框架更新： 面对变化中的产品和消费者行为，烟草控制需要新的框架，而不是用旧规则应对已经变化的市场。

2Firsts

2026年6月8日

一份关于无烟尼古丁（smoke-free nicotine）的政策报告提出，全球尼古丁监管不应只停留在产品禁令、健康警示和市场准入层面，还应将风险分级税收（risk-based taxation）、保险承保（insurance underwriting）和金融激励机制纳入政策框架。

这份题为 Nicotine 2030: An Outlook on Smoke-Free Nicotine, Global Health, and Regulatory Innovation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面向公共卫生和监管政策相关方。报告由 Global Health Strategies LLC 的 Derek Yach 编写；Yach 是长期参与全球烟草控制议题的公共卫生专家，曾参与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相关工作。报告获得 Zanoprima Lifesciences 支持，该公司总部位于英国，主要从事高纯度、无烟草合成尼古丁（tobacco-free synthetic nicotine）相关产品和生产工艺开发。

报告中的长期预测和部分政策结论可能仍会引发争议，并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该报告提出的一些思路和视角，或可为全球烟草控制与烟草减害讨论提供新的启示。

将税收作为转换工具，而不只是控烟工具

报告较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将烟草减害讨论从公共卫生领域进一步推向财政政策。报告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相关分析称，尼古丁产品消费税应反映产品风险差异，而不应将所有尼古丁产品视为同等风险。

根据报告讨论的框架，可燃卷烟应处于最高税负层级；加热烟草制品、电子烟液、口含尼古丁袋和尼古丁替代疗法（nicotine-replacement therapies，NRT）产品，则应根据相对风险承担较低税负。

这部分的新意不只是“低风险产品低税率”，而是把税收视为吸烟者转换产品的价格信号。传统控烟税收主要通过提高卷烟价格来压低消费；报告则提出，当市场上已有较低风险替代产品时，财政政策不应削弱成年吸烟者转换产品的经济动力。

这一讨论也与2Firsts此前刊发的相关观点形成呼应。印度尼古丁政策专家 Samrat Chowdhery 曾在2Firsts投稿文章中指出，烟草价格弹性（Tobacco Price Elasticity，TPE）常被过度简化；在缺乏可行替代路径和戒烟支持的情况下，高税收可能加重弱势吸烟者负担，并刺激非法市场，而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公共卫生收益。

报告也并未将税收单独视为解决方案。以印度为例，报告称，解除电子烟禁令是相关政策情景中的关键前提；在印度尼西亚，由于卷烟税本已较高，报告认为进一步收益主要来自提高烟草减害产品的可及性，而不是单纯继续提高卷烟税。

因此，这部分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政策目标是减少燃烧烟草带来的危害，税收体系是否应从单纯提高卷烟成本，转向通过风险分级和价格差异，为成年吸烟者转换到较低风险产品提供更明确的经济激励？

不同烟草和尼古丁使用者，是否应对应不同保险报价？

报告的另一项观察是，保险行业可能成为烟草减害讨论中的新变量。报告引用瑞士再保险（Swiss Re）关于吸烟者风险分类的相关工作称，寿险公司未来或许不应再简单地把所有尼古丁使用者都归为“吸烟者”。

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保费。如果卷烟吸烟者、已戒烟者和使用非燃烧尼古丁产品的人群面临的健康风险不同，保险公司在核保和定价时，可能会采用更细分的分类方式。

报告认为，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研究为这种区分提供了技术依据。报告称，近期使用非靶向组学（untargeted omics）方法的研究显示，少量生物标志物已可较可靠地区分卷烟吸烟者、加热烟草使用者、电子烟使用者、口含尼古丁产品使用者以及尼古丁替代疗法（NRT）使用者。

如果这类检测方法未来能够标准化，并被监管和保险行业接受，保险公司就可能有更多依据，对不同尼古丁使用者采取不同的风险分类。报告估算，若全球寿险市场采用这种基于风险差异的核保方式，每年可能带来约710亿美元的保费结构调整。不过，这仍是报告中的模型估算，取决于检测验证、行业采用和监管接受程度等条件。

这意味着，烟草减害讨论可能不再只停留在产品能否销售层面，也可能进入保险定价和健康风险识别体系。未来，保险公司是否会根据投保人使用的尼古丁产品类型分别报价，以及这种价格差异是否会影响消费者在不同尼古丁产品之间的选择和转换，值得进一步关注。

“刻舟求剑”的监管风险

当市场、产品和消费者行为已经变化，静态的监管理念、框架和方法，可能偏离原有的烟草控制和烟草减害目标。

中国成语“刻舟求剑”正可概括这种风险：船已移动，却仍按照旧位置寻找落水之剑。对于尼古丁监管而言，过去十年，产品形态、技术路径和消费者行为都已发生深刻变化。相应的监管、税收和公共卫生管理，也应与时俱进，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具创造性的思维，引入新的政策、方法和技术，从而更好地实现控烟和减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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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由AI生成。